2025年9月10日，丘成桐（左二）与求真书院学生代表座谈交流。

图源：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网站

不久前，上海临港。首度出席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丘成桐，此行专为他的学生孙理察致颁奖词而来。

半个世纪亦师亦友，丘成桐颁奖时这样评价孙理察：“作为他的导师，今日我既自豪又谦卑。得见学生超越所有期待，以如此优雅的姿态重塑整个学科，实属师者至幸。”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前两日，孙理察在丘成桐发起设立的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发表报告——所涉极小曲面、广义相对论，正是其获得“顶科协奖”的内核。

这座研究院的广场前，中式水景缓缓溢出刻满各种数学公式的池壁，不远处金黄色“卡拉比—丘空间”模型勾勒出六维抽象结构，中西融合，相得益彰。

我们在这里与丘成桐聊了关于“师者”“学者”的诸多话题。

“科研的生命力还是在年轻人”

40多年前，丘成桐成为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这一奖项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之后40余年，丘成桐把精力都给了数学科研和学术人才培养。76岁的他，每天早上六点，游泳，这是一天的开始，风雨无阻。和他相识逾30年的老友林文伟教授说，游泳是他保持头脑清醒的秘诀，“若当天状态好，游了1500米，我的手机就会弹出丘老师发来的微信：‘今天游了超过1500米。’他很满意”。

林教授认为，一副强健的身体，让丘老能够持续奔波，构建无界的学术交流环境。

香港、北京、杭州、上海、深圳，丘成桐在国内发起设立的数学科研机构，越来越多。

“建院的宗旨之一，就是搭桥，让数学不同领域的学者到同一空间交流。”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副院长连文豪教授说。

按照丘成桐的构思，从具象的广场到无形的学域桥梁，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要构建的，是一个激发科学兴趣、促进思想碰撞的开放生态。多元化的讨论班制度，将代数几何、算子代数、物理数学等方向的讨论班向所有研究者开放，既可在教室现场参与，也可线上加入，“为学术交流拆掉围墙”。

截至2025年10月，这个研究院已聘约100位科研人员，并成功举办了世界华人数学家联盟2023、2024年会。

引进人才，更要培育人才。丘成桐在复旦大学接受采访时说：“很多地方只引进不培养，一流人才引进后缺少与年轻人的交流合作，导致一流学者与年轻一代慢慢脱节，成为不再重要的学者。科研的生命力还是在年轻人。”

据报道，研究院希望在10年内拥有核心数学领域20名世界一流水平数学家、20个交叉领域的研究团队，培养30至40名国际学术前沿水平的青年数学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博士后100名、研究生500名。“好的学者都喜欢跟好的学生沟通并互相学习。丘先生把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集中在这里，对全球顶尖学者很有吸引力。”连文豪说。

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渗透在丘成桐与团队的日常。连文豪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时，办公室就在丘成桐隔壁，“丘教授会来敲我门：某某年份有这么一篇文章，可能和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相关，赶快去看一下。”

然而，没有结果是一种常态。连文豪坦言：“做学术，如果是重要的问题，有2%的时间找到好的答案，已经很不错了。其余98%的时间，虽不能说是浪费，但往往没有直接成果。”不同观点的碰撞，并非意气之争，而是深入的思维辩论。“我和丘先生之间经常有‘debate（争论）’，也可以说是切磋，这很寻常。”

“不屈不挠在求真的道路上挺进”

“中国的小孩子，经历过中高考的，没有胆量去挑战老师的学术，这是错的。”丘成桐说。

他在自传里回忆，赴美留学时，导师陈省身“一开始要我解决黎曼猜想，但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尽管陈省身当时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年轻的丘成桐还是选择研究自己更感兴趣的卡拉比猜想。

“陈先生很宽容，放弃了要我朝着这个方向走。”这种尊重独立思考的师生关系，最终孕育了数学史上的重要突破：卡拉比—丘流形的发现。

如今，丘成桐直接培养指导的博士超过70名，还培养了同样数目的博士后，一批青年学者成为国内外数学界的核心成员和骨干力量。

丘成桐还倡导开设了丘成桐少年班数理拔尖人才培养项目。珍视学生的好奇心和质疑精神的他，欣喜地发现，一些12岁的学生对提出问题很有兴趣，“他们年轻，不怕挑战老师”。

丘成桐的学术视野宽广，很清楚如何打磨有天赋的学生，引导他们找到突破的方向。连文豪说：“你要做什么，丘先生都清楚。他不仅提供文献，更能指引你这个问题到了这个节奏应该找哪位去讨论细节。”丘成桐的学术网络横跨多个领域，当学生在某一学科中陷入困境，他总能为其串联起跨学科的专家或学术工具。“对一个年轻学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资源。”连文豪说。

从不敢提问到勇于挑战，从遵循权威到开拓创新，丘成桐通过理念浸润与制度塑造，试图改良教育的土壤。在他看来，让学生“不受外力干扰，不屈不挠在求真的道路上挺进”，不仅是培养数学家的需要，更是中国科学能否真正崛起的根本所在。

“文学、历史、哲学与数学相通”

丘成桐曾两度带领学生前往曲阜祭孔，希望引领年轻学子在先贤之地感受科学的根与魂。

他谈科学时，总要谈起文化。

“要做一流的科学，不可能从石头里蹦出来。”他说，“我们有文化的沉淀——在这沉淀里长出苗，苗长成树，中间一定要经过肥沃的土壤。”

土壤何在？丘成桐说：“牛顿、黎曼，从宗教中来；对中国人来讲，文学就是很好的土壤。”

年幼时，父亲丘镇英每周都在家中与学生们畅谈孔孟之道、禅宗义理。几十年后，丘成桐在大洋彼岸依旧传承着这样的文化记忆。连文豪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时，每年都和同学一起去丘教授家中庆祝春节，顺便打桥牌。

丘成桐常写旧体诗，文风古朴凝练。丘成桐透露，杨振宁离世后，他提笔写下挽联，思念泉涌，倾泻而出——“慕双雄携手，破宇称守恒，启我后学二三辈。继外尔规范，始强力物理，叱咤科坛六十年。”

这副挽联后来在“数理人文”发布，这个微信号还曾发布过很多丘成桐的文学作品。他认为，“文学、历史、哲学与数学相通”，都是研究自然中最重要、最奥秘的问题，只是视角不同。“真理是一样的，只是从山不同的方向去看。文学是心灵与自然交流得出的经验，科学是用规律观察自然。”

据不完全统计，在丘成桐最新著作《我的教育观》中，“哲学”一共出现122次，“诗”出现120次，“文学”106次，“历史”98次。

丘成桐在书中说：“文史哲对我的数学研究影响颇深。”他曾提出猜测，断言三维球面里的光滑极小曲面，其第一特征值等于2。尽管当时这些曲面例子不多，但他用“比兴”手法，利用相关情况模拟而得出猜测，近期得到证明。

正因为笃信一流学问发展自文化之根，丘成桐在数学学院做了许多看似与数学解题、考试无关的事。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他创设“求真大讲堂”，请各领域学者给学生们谈庄子、讲魏晋风度、论苏东坡——让人文成为数学专业学生的必修。

每周，他给求真书院的学生上《数学史》。声音洪亮，站着讲述历代大师的成长过程，讲他亲历的那段数学历史。

他在书中写到开课的原因：“我从读历史中领悟到一种方法，那就是必须总结历史教训……我希望学生学习数学史，让他们晓得伟大数学家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从而思考他们以后的路要怎么走。

“基础的问题最漂亮”

上世纪90年代，丘成桐开始推动国际数学家大会落地中国。彼时的中国数学，他形容是“一穷二白”。“以前很多人都送出国了，回国的很少，本土能产生的研究很少。当时学术研究的钱太少，人家不可能来。”

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丘成桐说：“我期望用这个刺激一下当时中国对数学的重视。”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提供的薪资待遇甚至比欧洲、比美国都要好”，丘成桐认为，“中国的数学正在崛起，已经站在世界水平前沿”。丘成桐指出，当今学问远比爱因斯坦的时代丰富，“我们多姿多彩”。

他倡议由中国主办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希望在未来5年间，中国能孕育出一批在国际上备受认可、斩获大奖的中国数学家；到2034年，能有中国数学家拿到菲尔兹奖。

在AI时代，丘成桐说，如果重新选择研究方向，还会投身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的问题最漂亮。”他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数学的一部分，“是向前推一步的产物，因为人工智能就是算法。”

2025年7月，丘成桐与林文伟教授等人合作在胶质瘤影像遗传学研究中的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他们用最基础的微分几何方法，将数学之美应用于医学影像，通过精巧的变换，将诊断准确率提升约17%。

林文伟很快收到丘成桐发来的微信——“极好！”因为“丘老师提出来奥妙的地方被我们实现了”。这两个字，在他们上百次交流中仅出现过两次，林文伟把这条微信珍重地存了起来。

　　根据历史的记载，南唐从烈祖开始佛教就比较的兴盛，后来又经历了元宗、后主两代人的支持，使得佛教在南唐疆域内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和普及。

　　出现这样一种盛况的原因也和南唐皇帝有关系，他们鼓励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寺庙，甚至还鼓励老百姓剃度出家，南唐后主李煜自己甚至也是佛教的信徒。

　　当时，佛教在南唐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朝中君臣、民间百姓无疑不信奉佛教、不以佛教教义来要求自己，崇佛之风四起，佛教在南唐虽然没有规定为国教，但实际上已经有了国教的地位和影响力。

　　相比较南唐的信佛成风，后者的情况则恰恰与之相反，佛教的发展不仅受到了限制，严重的时候甚至还被禁止，而这也离不开统治者的个人统治。

　　早期后周的大地上也有诸多的寺院和佛教的信奉者，毕竟唐朝时期佛教迎来一波发展的小高潮，但随着后周世宗柴荣的上台，佛教开始受到法律的限制。

　　后周世宗柴荣先是裁撤了大量的僧侣和尼姑，还毁掉了大量的佛像来铸造钱币，甚至于后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处理寺院和僧侣，以至于佛教在后周大地上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公元955年，后周皇帝还让大量的僧侣还俗，更是明令禁止民间剃度为僧，将寺院、僧尼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余多出来的部分皆予以废除，将近八万的僧侣成为了老百姓。

　　多年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宋代周，他在全国范围内限制佛教发展的同时，也解除了柴荣对佛教的诸多限制，这一时期佛教开始进入理性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后周与南唐在文艺发展、佛教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一种是鼓励而另一种则是抑制，为何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差距呢?这就不得不说一下双方的国情民情。

　　二、地域性、历史性差异导致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中原文艺人士南下，把中原文化带入了南方，同时带过去的还有歌舞艺术。隋唐年间，北方大部分土地都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但南方因不是经济、政治中心所以一片祥和安定。

　　同样的情况依然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一直处于政权更迭、战争夺权之中，开始南方却处于“保境安民”的状态，和平使得大量的百姓由尚武之风转变为崇尚文艺。

　　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就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再加上又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与递进，可想而知南方的文人的文学造诣达到了怎样一种程度。

　　他们注重的不再是保家卫国的观念，而是沉迷于和平带来的文化发展，温饱足而知礼仪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战事常无、国家安定，以至于统治者也开始沉迷于文学风潮，李煜更是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诗篇。

　　都说两宋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最鼎盛的阶段，超过前朝所有的时代，从某个角度而言两宋文化的快速发展并没宋朝本身的功劳，而是南方几百年来的文化沉淀的一种爆发。

　　可以说宋朝时期科举制度繁荣昌盛，离不开南方辈出的人才与日益发达的文学教育，当然这样一种文学发展的风潮也早就了两宋时期军事力量衰弱的情况。

　　北方的后周情况则与南唐相反，一直以来北方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融合的前线战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文化在影响游牧文化的同时，游牧民族的尚武之风也在影响中原地区的百姓。

　　这样一种文化的差异导致北方经常会爆发战争，以至于硝烟四起民不聊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又何谈追求礼仪和文化呢，恶劣的环境边然会导致一种为了生存的尚武之风。

　　相比于南唐境内的百姓，后周之人多是武将、士兵等，这些人的文化素养或许不高，但他们的武力却远远超越南唐。总的来说，受南北方巨大的历史因素、地域因素影响，南唐崇尚文艺风，而后周多是尚武之人，这种情况时无法避免的。

　　三、帝王统治需要导致的

　　自周天子之后，历朝历代就形成了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以至于统治者制定或者采纳某种政策是必然会从自己的需求出发，这就导致统治者的个人需求也会影响社会文化风气。

　　上述提到，自南唐烈宗皇帝之后的三代帝王都崇尚文化之风，以至于南唐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这三人有莫大的关系。烈宗、世宗和后主皆是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儒雅风流的他们成为了社会风气的导向，进而影响了整个南唐社会的发展。

　　南唐后主李煜喜欢吟诗作赋、书法画卷，更喜欢音律舞蹈，多才多艺的李煜在皇宫之中更是收藏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南唐整个社会的文化与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另外，相比于中原王朝以儒家治理天下、控制天下，南唐多代君王皆以佛教治理朝政、控制国内臣民，所以因为帝王统治的需求使得南唐的佛教发展非常兴盛，甚至于超过了南北朝时期的南梁。

　　相比较而言，后周统治者虽然也注重礼乐教化等文化知识，但他们的方式与手段更倾向于儒家文化而非佛教文化，历朝历代的中原王朝也皆是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

　　统治者对于思想文化追求的不同，也早就了南唐和后周思想体系的不同，如此以来佛教在南唐有着生存与发展的土壤，而它在中原不仅缺少土壤反而还会被儒家文化所抵制。

　　除了这样一层因素外，还有一层因素就是政治经济因素。南唐以佛教治理天下，更多的是用佛教的思想来统治老百姓，而不是以佛教的思想推动社会的发展。

　　后周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他们看中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本身，更看中的是儒家文化对天下的治理和推动意义，甚至于选择官吏也是以儒学为基础，科举制度便是最好的证明，南唐也有科举但考的却不是佛教只是。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佛教氛围下的寺院、僧侣即使占据大量的土地，他们也是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的。南唐多年来没有经历战争，和平发展的经济环境，使得他们可以支撑这样一种文化体系。

　　可是，后周处于中原地带战火不断、硝烟不断，这就容易导致经济体的崩溃与落后。若是再大肆推广佛教文化，朝廷不仅会失去大量的税收来源，还必须要给寺院提供大量免税土地，这无疑是不符合统治者需求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后周世宗柴荣登基之后，大量的寺院被取缔、大量的僧侣还俗、大量的佛像被铸造成钱币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样既能够提供很多的劳动力，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多的生产资料。

　　其实，无论是南唐崇尚文艺之风的文化，还是后周崇尚武务实之风的文化，都是与各地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因为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所以才会持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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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与后周都是短命政权，他们之间存在哪些差异和共同点？